[2]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行政主体侵害公共利益时，由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利益主体如检察机关或公益性社会团体，将行政案件提交法院进行审判，即检察机关和公益性社团均可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公诉。

综合上述规范，全国共有26个省级地方、16个较大市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形式专门规定了执法监督（行政监督），分别占省级地方总数的84%、较大市总数的33%。[11]即2006年11月29日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部门涉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通知》。

59件地方政府规章直接规定了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涉及24个省级地方、12个较大市。行政决策法制化程度最低，在省级政府层面只有32%，在较大市级政府层面为41%。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加以回应，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制定、备案方面的立法也较为完备。在中央层次，9部法规性文件中有8件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件，主要规定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节日、纪念日、活动日的设立程序、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的审批程序、部际联席会议的审批程序等事项。8个较大市以法规或规章形式对行政执法作了综合规定，占较大市总数的16%。

在15件规定突发事件应对的地方政府规章中，只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明确提出行政应急。二是对同一程序制度，各部门和各地方立法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六）司法环境进一步优化。

特别是因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农民负担、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环保等引发的行政争议，有些矛盾尖锐、情况复杂，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并以此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三、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基本经验（一）依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就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一、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1987和1988年受理的行政案件为例．1987年，新收案件5242件，其中治安案件2378件，土地案件1469件。

19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我们仅仅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些西方国家上百年的路程。1989年至200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405085件。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二是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制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体现行政诉讼特点的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规则。之后，《海洋环境保护法》、《海上安全交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也对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行政案件作了规定。同时，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行政审判人员积极进取、勇于探索、奋力拼搏的结果。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得益于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法治建设，得益于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保护。

但是，从现有资料看，似乎鲜有行政相对人不服上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记载。（二）适用民事诉讼法阶段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

也充分体现了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又要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三）行政诉讼法典阶段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其中2008年受理108398件，是1989年9934件的10倍多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故意与一贯，则重点打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十四岁而国破亡矣，[35]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命题，并从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论证。贵族诸侯卿大夫之间也各有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乐。

[18]高诱注疏曰：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19]乐者为同，礼与为异。

可见，礼是国无失其民、王无失其臣、贵无失其贱、尊无失其卑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如群饮，则首要者处死刑。

它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文明宝库中的珍稀财富，即使是在世界政治与法律历史中也凸显了超越时空的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得周公所制定的确认贵族等级秩序的礼仪与礼制退出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殿堂而逐渐世俗化。

但如殷之旧臣乃湎于酒，勿庸杀之，故惟教之。[13]周公制礼作乐最为史书所称道，是西周建立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大经大法，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及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也即，礼是积极的规矩，是禁恶于未然之前的预防。

以刑为辅并非忽视刑罚的作用，而在于既惩恶又劝善，使法律义务兼顾道德义务，从而减少适用法律的阻力。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

若法制禁令，凡听断约束之类，是也刑者。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2]周公制礼作乐立政建刑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建设整个上层建筑的伟大创举，开创了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治国的先例。据此，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基本国策。

1986年6月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的法学讲座，其中便以礼乐刑政综合治理作为一项重要的经验加以讲述。礼则制度品节，若冠昏丧祭之仪是也。历史借鉴在中国古代综合运用政权、法律、文化、道德等各种手段治理国家，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乐自春秋中期开始即慢慢式微，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逐渐融入于礼，成为礼俗的一部分。

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以德礼为治世之本，以政刑为治国之具，四者综合为用，既可导民向善，缔造仁政，又可明慎用刑，法致中和。

在贵族政治之礼已经崩解的背景下，乐无法发挥其有效功能，所以乐坏也是必然的。礼乐虽有治世之功，但它或是从正面的设范立制，或者焕发人们内在美好的情操，但如无强制性的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随着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激烈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尖锐的阶级反抗，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潜移默化地影响道德人心，唤起人心向善的乐的一般功能也已调整乏力。四者（指德礼政刑）达则国兴，四者乱则国危。